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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转自周易研究)】

    王锟

     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s)是我非常敬重的汉学家,他和列文森(Joseph. R . Levenson)曾被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赞许为最有创造天才的学生和同事。他把毕生的精力用于中国思想的研究,并以《中国古代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的大作蜚声海外。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史华慈逝世,并留下其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这是一篇提交给1999年在美国举行的“过去千年的欧亚与非洲”会议的论文,据知情的林毓生教授叙述,起初史华慈准备提交的不是这篇论文,但由于当时他的精神世界被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深忧虑所占据,且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便改变注意,遂以顽强的毅力和“一种古老的先知精神”般的告诫而完成此文。  

      史华慈的这篇遗笔,与其别的作品一样,深邃隐奥。跨文化的宗教语言,满眼皆是,看似是一篇讨论宗教的文章。但正如林毓生所言,有关终极关怀的宗教语言,如“千禧年主义”或“末世救赎论”,字里行间隐藏着“微言大义”。实际上,史华慈整篇文章追问的是:作为全新普世现象的“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真能救赎人类吗?人文主义真过时了吗?要找到答案,我们还得认真解读这篇遗笔。  

      史华慈忧虑地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注:文中引文,为经特别说明,都来自于史华慈的遗笔。),以其凌驾四方的冲击力,愈来愈成为普世现象。更严重的是这种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对其信徒许诺,“在完全专注于从科技和经济那边看待人生每一方面的时候,我们找到一套全新的方式,来消除长久以来一切人生苦难的成因。”这便形成了物质主义的宗教信仰,史华慈称之为“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或“经济千禧年主义”。  

    “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或“经济千禧年主义”是以新科技和现代经济为基础。计算机技术使“科学信息”瞬间可得,生物医学可以治愈最可怕的疾病,名为“百忧解”(prozac)的化学合成药能使人免除忧虑,让人欢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仅带给我们每个人无限增长的希望,而且可以满足“失控的消费主义”所激发的各种欲望;同时堆积如山的消费品、大众传媒包装的“金钱名人”和广告诱骗,给我们无限的满足和希望。  

     史华慈指出,这种“经济千禧年主义”既不同于十九世纪的物质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救赎宗教”。十九世纪的物质主义,与“物质主义式的”生活改进有关,所以是“科技及经济改良主义”。其潜在的含义可能是指当时物质主义只是改进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凌驾一切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的物质主义联系着伦理关怀,当时的物质主义进步观不仅受基督教信仰的牵制,而且有整套的意识形态,诸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等都对物质主义后果形成平衡和牵制。也就是说,他没有像现在的物质主义一样,失去或湮没了精神、伦理的关怀而成为(马尔库塞所谓的)“单极化”生活。另一面,“经济千禧年主义”或“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虽然也拯救人,“主张经由明确的、固定的技术手段和经济安排来矫正我们所有的失误”,把人类从“人生苦难绝望的巨大重担下 ”解救出来,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与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等较高级的宗教相比,它既没有传统宗教超越俗世的“天国”,并把个人“德行”作为最高的报酬,也没有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命运” 来拯救,更没有佛教“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即俗世的人无一例外地处在“无明”和无尽的业报轮回中,个人的欢愉转眼成空——那样悲观 。相反,“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只关心个人自己在 “单纯的、没有反思的满足”和纯粹物质享乐中,能得到物质主义和唯我主义的拯救,一劳永逸地消除世界的“无名”和苦难。这就是史华慈饱含隐喻又不失幽默的说法:“‘百忧解’(prozac)似乎可以持续奏效,不会产生焦虑。就在这里,我们的确有了一桩太阳底下新鲜事!”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或“经济千禧年主义”。  

      “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真能带来其信徒所想望的拯救吗?人真能从越多的物质的享乐和满足中获得幸福吗?史华慈毫不含糊地回答:不能!“‘百忧解’所带来的片段的满足,到头来并不能防杜一个人与其家人之间在人文关系上的不愉快。”他指出,那些贮存于人类经验中的信息表明,要减轻痛苦、追求幸福,不是建立在对这些经验的“物质主义”解读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文主义”解读之上。在一定程度上,物质力量的确能减轻人类的苦痛,但它决不能替代人类依据人文主义的方式去理解、追求自身幸福的努力。  

     事实上,人类幸福真正来自于人们对人际、自然、自我、甚至超自然的人文主义理解上。人际关系的人文主义,就是不计较同胞的名声、地位、外貌或才能,而是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史华慈认为,在家庭中“从改善与妻子间的关系上可以比‘百忧解’所带来的暂时性舒解得到更多的欢愉”。对自然界的人文主义的看法,就是改变对自然界“科学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把自然界当作纯粹的物质和工具,他期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富有诗意的关系”,尊敬自然,促使人参与生态保护运动。  

      史华慈特别强调,树立对“人”——自我的人文主义观点至关重要。过去人类经验的大部分信息,是对人类行为做“人文主义的内在倾向”的理解,而不是“物质主义的外在因果”的理解。这种内在倾向的人文主义的理解,核心就是承认人有“自己使得自己做错”能力。用林毓生教授的理解,人文主义尽管与(物质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有关,但却不能化约为这些环境因素。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内是人的自由和独立的记录,它集中地体现在人对自己的这种认识上:即人常常犯错误,又可以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而取得成就。所以,人文主义的自我观就是要求人的独立、自由和理性批判能力。与之相反,物质主义非但不能增进人的独立性,反而使人的生活沉溺于物质和经济,“削弱人的力量并导致自己自身的堕落”,最终取消了自我。因此,我们必须继承人类经验的各种人文资源,用人文主义的方式,而不是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去减缓人生的苦痛,追求人生的满足和幸福。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千禧年主义或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所许诺的拯救,根本不是真的拯救。物质主义的宗教不能给太阳底下带来“一桩新鲜事”,它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和欺骗,人要追求生活的幸福和美好,还必须依靠传统的人文资源。  

      史华慈的文章,批评了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所带来自我的丧失和精神空虚,可以说是自韦伯以来的二十世纪许多思想家的共有话题。 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 C.B.麦克弗森等人 都着力批评了消费资本主义,但他们主要关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问题,没有史华慈那样对“终极关怀”感兴趣,倒是韦伯的洞见很好的印证了该文。韦伯与史华慈一样,有极好的宗教学养,对“终极关怀”有思考。就在二十世纪初年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囚禁人的“铁笼”,其中“物质商品对人类的生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一方面,人成为资本主义这架追逐最大利润的机器上的零件,个人自由丧失。另一方面,宗教伦理和“天职”责任观念无可挽回的褪去,物欲至上和世俗享乐几乎全面获胜。可怕的是,人们对这种奴役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虽然,韦伯基于无人预知未来的形式推理,指出“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但是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后果,可能是一片精神空虚的世界。他以自己一贯具有的闪烁其词悲观地预言道:也许完全可以这么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相关引文见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144页。)  

      史华慈对物质主义宗教给人的宰制或异化之忧虑,与韦伯的观点多有吻合之处。这不仅证实了韦伯的洞见,而且通过它便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史华慈的问题。相对于韦伯,史华慈没有那么悲观,他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人类经验中的人文资源,以人文主义的态度对待自我、人际和自然,来代替虚妄的经济千禧年主义或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抵御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对人性的侵蚀,以免出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文明。然而,我们依靠的人文资源是什么?史华慈和韦伯都认为,作为传统人文资源重要部分的、较高级的禁欲主义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都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史华慈并没有求助于传统宗教资源,而是希望我们在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涵养下,不断地批判和反省自我,保持人格独立,在“情谊”和“诗意”的人际和人自(然)关系中避免物化而获得“拯救”。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史华慈毕其一生研究中国思想史,一向对中国具有深情,他在遗笔中也不忘了对中国说:“中国实在没有理由为了当今西方的千禧年主义而感到兴奋。”   他可能告诫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的中国,不要盲目的为日益成为普世现象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所迷惑,而应该继续保持、发扬中国丰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作为中国人,我们一方面应该对这个睿智的告诫表示深深的敬意,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这位在中国思想中徜徉了一生的学者,可能对中国存有某种理想的看法。真实的中国是,人文传统风雨飘零,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日益弥漫。然而,问题复杂的另一面可能还是梁淑溟式的,世界文化有三种路向,中国选取那一条!如果选择了西方物质和积极的文化,到了相当发达程度后,如何回头走孔家伦理的生活、甚至印度的精神生活呢?因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现实的人性似乎在滚滚物欲面前难以回头。  

      史华慈已经走了,但他的问题和告诫发人深省。他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被认为是论述中国古代思想最好的著作,却至今没有中译本。欣喜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程钢学兄正在翻译该书,如果顺利完成,则将是对史华慈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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