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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2010年前后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盛邦和 何爱国

最近中国知识界在广泛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2010年前后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问题。居安必先思危,这是关于国家如何长治久安的老生常谈,但却不可不谈。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历来存在一种“忧患兴邦”的优良传统。在“十一·五计划”制订工作展开之际,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对来自国内外的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了调查,对“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问题以及风险冲击程度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专家们提出的主要风险问题包括: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等十大问题。并且指出: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  

专家们的分析和预测确实抓住了当前中国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并且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这在中国是个不争的事实。经济问题确实是诱发社会政治问题的导火索。  

但是,风险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测控的问题,它存在测不准的问题,恰恰是“混沌”现象(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常用“混沌”来说明世界体系转型的复杂性和测不准问题)是风险预测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任何风险既可能正常发展,也有可能发生异变。有些问题是否可以从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层的内理去观察,不仅仅从“物”的角度,更要注重从“人”的角度去考察,结合历史的分析,从历史仰望现实,或许可以开辟出新的视界,以补充正常分析或许遗漏的地方。

早在1992年,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回顾二十世纪史的著作《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问题的分析,就提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很多人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首先提到的是“经济的恶化”,但是,据说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为经济的恶化而崩溃的体制。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经济上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但是没有人说过因为经济困难而投降。越南战争中的北越和和后来的柬埔寨也是如此。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因为经济恶化而崩溃的话,那么,在经济状况比今天坏得多的苏德战争中或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应该崩溃。

他强调:“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一国战败后不能从对敌对国的攻击中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这是最严重的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游击队的进攻和强盗的横行也在此列。但苏联并不是因为战败后不能从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刺刀下保卫国民,国内也没有游击队和强盗横行,历来的领导人最害怕的这些事情在苏联从未发生过。“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从这种意义上说,苏联在冷战中的败北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帝国的败北和启蒙官僚制的崩溃很相似。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走向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失去了可以说是列宁给予这个国家唯一的纽带——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和掌握这种文化的共产党组织。

堺屋太一由此警告说,今天的“中国也由于冷战的终结和经济差距的扩大面临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崩溃”。

显然,堺屋太一的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且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一种批评往往并非空穴来风,尽管作者可能对社会主义抱有很深的偏见,但我们却不得不看到作者观点的独到和耐人寻味。

当我们从更深层的视角,尤其是结合历史的资鉴,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说法了。文化因素的分析在很多学术分析中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剩项”或者“加权”因素,但历史嘲弄人的是,往往就是这个被大家视为可有可无的余项在风险评估的“混沌”因素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当今的中国确实存在但又不易觉察,甚至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是文化信仰的失落或危机,如政治信仰的“空洞化”,民族信仰的“极端化”,个人信仰的“反社会化”。整个社会信仰的“无意义”和“金力主义化”是目前我国文化信仰认同面临的严重危机。而恰恰危险的是,当今的世界表面稳定、实际上却复杂多变,其深层更是暗流汹涌。国际恐怖主义(反人类化)、原教旨主义(反现代化)、极端民族主义(反国家化)和新自由主义(反社会化)的空前活跃就是明证。文化信仰危机一旦与社会经济问题交织,由此导致的必然是社会和国家凝聚的危机。再推导下去,无疑是个可怕的后果。诚如温家宝总理所宣示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但是文化信仰的危机并不是不可化解的,仔细分梳其中的层次,采取不同的措施,是有可能缓和或化解的。人类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个体性,因此,人们的文化信仰大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政治文化信仰(解决政治认同或政权合法性问题),民族文化信仰(解决国家认同或国家主权合法性问题),人格或心理文化信仰(解决个体认同或生命认同问题,通俗一点说,解决的是“生”的“意义”问题),可能还有一个杜维明先生经常提到的超越性信仰(解决超越性认同问题,通俗的说法是,解决“死”的“意义”问题)。前两者可以合称个人的社会文化信仰(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都是社会认同),而后者(包括超越性信仰)属于个人的私人文化信仰(即个体认同)。

目前我国的社会凝聚,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文化信仰,如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等,以凝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认同。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民族文化信仰。至于人格或心理文化信仰以及超越性信仰也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否则也会造成类似“法轮功”的问题,但主要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民族文化信仰对社会的凝聚厥功至伟。鉴于当前我国社会缺乏凝聚,令人深忧,民族文化信仰的权重将大大加强。

纵观全球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往往产生一个悖论,那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驱动和加速需要政府的权威来导引,但现代化发动以后,尤其是进展到某个拐点之后,却会产生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的置疑和个人主义的伸张,如何有效地导泄这种情绪,加强社会凝聚,迎接各种不测挑战,以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谨防现代化的挫折和中断,确实是个难题。分清各种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寻求不同的对策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现代化还远未完成,谨防现代化的中断和挫折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头等大事。当前应当把加强民族文化信仰列为重中之重。加强“三国”教育,即“国情”、“国史”和“国学”教育或许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对策之一。以“国情”教育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沟通,以“国史”教育寻求中华民族的共识和凝聚,以“国学”教育寻求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和认同。以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数十年时间来实现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的现代化,可谓至难,不凝聚全国的人心和智慧,没有举国一致的“国魂”,是不可能指望现代化实现的。从以“物”为本的现代化过渡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既要考虑人的物质需要,更要考虑人的精神诉求。民主也在其中之列。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就认为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可以同时协调社会福利和民主诉求。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格雷在《伪黎明》一书中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现代化,“要求几代人的经济发展,而且不能受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 然而格雷担心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分裂。他强调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反复地发生过。” 格雷反对各国效法导致整个社会瓦解和分裂的“新自由主义”之路,主张要走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之路,多考虑本土的传统与文化,建设一个宜居的现代化模式。然而中国目前最大的困惑恰恰可能是市场自由主义这只“看不见的手”侵入了整个社会领域,包括政治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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